“名花有主”的人才终于流动起来 访上海大学校长罗宏杰

　　上海“科创22条”已经发布，让好政策尽快落地、释放红利，对沪上高校来说，抢抓机遇，刻不容缓。

　　“科创22条真是‘解渴’，帮了我们的大忙。”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罗宏杰在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时毫不掩饰他的喜悦。眼下，上大校园里，一个新型的高水平、国际化智库正在起步建设。让校方头痛多时的人事聘任障碍，随着“科创22条”的颁布，迎刃而解。

　　就在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签署共建上海研究院的协议，这一智库的落点就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毋庸多言，这个高水平智库不仅将直接助力上海经济转型发展和科创中心建设，而且也会帮助上大提升在人文社科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

　　迎接这支集结国内一流社科研究力量的“国家队”，上海大学拿出了“诚意”：在学校土地资源非常紧缺的情况下，硬生生地腾出了一栋楼作为科研和办公用地。但比起“筑巢”，“引凤”这件事更难——智库是思想库，关键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早在上海研究院酝酿时，罗宏杰就预判到了新建一个高端智库的难处：各路学科的名家、大拿们都“名花有主”、各有归属，如何让他们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流动起来，为我所用？

　　须知，很长一段时间，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有规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未经单位允许，不得在外兼职，兼薪更是不被允许。“请专家们来工作，但又不许给报酬——除了偶尔帮个忙，长久合作肯定无法维系。”也正因此，从去年开始，当沪上高校开始大力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时，就有不少专家呼吁，智库的用人机制必须有所创新，要让在政府、企业、各类研究机构和高校之间的人员能合理、高效地流动。

　　促进人才流动的制度依据在哪里？在罗宏杰看来，上海“科创22条”就是一颗“定心丸”。除了明确提出“拓展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履行所聘岗位职责前提下到科技创新型企业兼职兼薪；在薪酬方面，可探索采用年薪工资、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方式聘任高层次科技人才。

　　罗宏杰介绍，这就相当于为科研人员在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的流动开了“绿灯”。如此一来，依托上大组建的上海研究院，就能够以项目为核心，以“兼职为主、专兼职结合”的聘任方式，在更大范围内灵活组织、调集学术力量。

　　从新型智库的建设到组建跨学科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在罗宏杰的案头，眼下还摆着不少事关学校发展大计的具体改革项目。对接“科创22条”，上大正在学校层面听取各方意见，出台细化的方案。

　　比如，“科创22条”虽然允许高校教师“兼职兼薪”，但这是以释放科研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前提的。学校人事部门就曾担心：如果有个别教师利用这一政策弹性空间在外谋求和创新无关的“第二职业”，或以兼职为名不愿承担学校、学院的相关工作，如何对其进行管理？

　　罗宏杰透露，上大正考虑与合作共建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就一些“卡脖子”的行业共性技术难题或者科学前沿领域，在产学研共建的框架下配备研究力量、互派研究人员，实现更有组织的人员双向流动。“要把个人的兼职兼薪意愿转为单位基础上的兼职兼薪。一方面要让人才流得动，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放太开带来的管理混乱，要确保高校教师履行教书育人的基本职能。”

　　助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上海高校义不容辞。作为一所以上海这座城市命名的高校，上海大学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科创中心的过程中有哪些最新的部署和思考？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罗宏杰教授回答了《文汇报》读者关心的问题。

　　避免“盲人摸象”，校企可共同开发研究项目

　　文汇报：按照目前的一些激励政策，今后的高校可能走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对此您怎么看？

　　罗宏杰：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科创22条”堪称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除了高校的顾虑和后顾之忧，提振了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性。但与其关注今后高校或科研院所能走出多少个富翁，不如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关注知识产生的过程。这也是知识能否被快速应用的前提。

　　目前很多高校都“躺”着不少科研成果、专利，但即便激励政策比过去给力，相信可立刻转化的科技成果也不太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科技成果都可以被转化。这也正是我们的研究必须要关注知识产生源头的原因。

　　长久以来，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院所，大多时候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研究，凭空想象着企业的需求--这种研究有点像盲人摸象，研究人员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往往离企业的需求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由此可见，以应用为牵引的知识和技术，在其产生初期必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种以问题驱动的研究，要求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社会深度结合。比较理想的是，在应用型知识、技术产生前，高校和企业已实现了产学研的融合。

　　抓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高校可以推进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由高校和企业建立联合研究团队，促进创新人才的流动，为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扫除障碍。二是企业的应用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在大学设立实验室来实现。联合实验室的管理，完全可以寻求符合市场机制和运作规则的解决方式。这个平台的建立，有助于高校教师参与企业研发，在选择科研方向时也可以紧贴企业需求。

　　支持科研成果的小试和中试，上海要抓住机会布局

　　文汇报：高校的不少科研成果在转化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结合“科创22条”，您认为今后有哪些工作可以推进？

　　罗宏杰：科技成果转化一直存在着“最后一公里”的困难。就拿高校来说，做基础研究的会得到一些基金项目的支持，做应用研究的也会得到科研经费的支持，但惟独做成果转化的，要完成科技成果从小试到中试这个阶段的工作，却缺乏支持。

　　过去，一些工业部门的研究院承担着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职能，但后来随着研究院所改制成为企业，这部分职能就大大弱化了。所以现在要设法打通从成果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必须要集合政府、市场、高校、企业等各方的力量。上海目前有一些工业园区面临转型，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引进一些世界级或国家级的一流研发机构，把全世界的科技资源以应用为牵引进行重新配置、集成，把碎片化的技术、方案、知识产权变成系统的解决方案--对上海来说，建设科创中心，应加紧在这方面的布点。

　　只有解决好科技成果转化源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才能谈到科技成果转化。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总体比较单一，大部分研究还是“阳春白雪”，传统的评价尺度就是比文章--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已和个人的职称、待遇、社会声誉全面挂钩。相比之下，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难度要高得多。所以，对教师的评价制度需要系统的改革。

　　上大目前正在启动针对教师评价制度的改革，除了保留传统的科研型，还做了增量：对于从事成果转化的教师（工程技术类）以及以教学为主的教师，都将启动分类考核。

　　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启蒙阶段多开一点“绿灯”无妨

　　文汇报：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高校和国外比还有哪些差距？上海大学今后一段时间有哪些新的举措？

　　罗宏杰：大学毫无疑问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展望未来科学的前沿领域，学界有一个基本判断：新兴交叉学科将是希望所在。对大学来说，学科建设要谋新发展，也一定要聚焦新兴领域。大学的学科建设只有寻找一些新的布点，才能实现错位竞争。

　　由此论及创新人才培养，我认为有几方面工作还有提升的空间。

　　首先，要尽快打破学校和社会间的壁垒、学校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完全以学科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需求，科学设计交叉学科，抢占交叉学科制高点。

　　尤其是在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的起步方面，应该制定宽松的政策，允许在更大范围内汇聚人才，不妨适当开一点“绿灯”，避免用一些对传统学科的规定、考核来要求正在启蒙阶段的新学科。

　　我特别想指出一点，对新兴交叉学科的顶层设计特别重要，千万不能再局限于某一个既有的学科内部来做设计方案，也不能把一两个学科专家的思想变成一个组织的研究方向。新兴交叉学科的定位，本身最好是跨学科、跨单位甚至跨国家的，以此保证其科学性和前沿性。

　　同样地，上海大学目前也正在酝酿制定以学科发展趋势、市场发展需求以及学生本身特点为牵引的课程开发体系，与之相关，学校将启动针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评价制度改革。

　　对学生的评价也需要变化。随着课堂提问、互动环节的增加，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如何做科学的评价，是否能在教学层面得到认可和评价，这都是上大今后要探索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