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社区睦邻中心、帮居民区创建特色楼道、调解邻里纠纷……如今在本市一些街镇，做这些事的不仅是政府和居委，还有社会组织的身影。深入社区寻找需求，提供接地气的服务，正成为沪上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
今年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上，市委书记韩正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重大转变，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上海的社会治理架构中，社会组织正变得越来越有存在感。”2014年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提出以来，这也成为政府、社区、居民等方方面面的共鸣。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社区基层，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广阔空间。
精准服务解民忧
“80后”余慧颖曾经学医，因为喜爱社会工作当上了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会的社工，每周到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第四睦邻中心报到，这个睦邻中心以健康服务为特色。小余所在的社会组织所要做的，是帮居民连线健康顾问，咨询医疗问题，为居民们开设高血压、糖尿病防治俱乐部，推广手指操，传播医学常识。
在杨浦区，“家门口”的睦邻中心有40多个，提供的服务有传统的亲子项目、为老服务，也有新兴的“互联网+”服务，绝大部分都由社会组织运营。因为这一优势，部分社区睦邻中心将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时，周末选择一天开放，上班族也能时常走进来。
作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尝试，近年来，上海各级政府逐步把类似的公共服务等，交给新途这样的社会组织。目前，上海社区普遍开展的居家养老、日托、助餐、助残等服务，也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
当今，基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不断涌现，政府角色从“撑船人”变成“掌舵者”。“城市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激发城市活力。”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看来，拓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渠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共治，能最大限度激活基层自身活力。上海通过完善政策体制、优化发展环境、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等，重点扶持培育社区生活服务类、社区公益慈善类、社区文体活动类、社区专业调处类这四类社会组织。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上海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近14000家。在社会治理众多领域，社会组织找到用武之地。
自治共治破难题
基层社区离市民最近，社会问题较突出，居民服务需求往往最旺盛。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彭勃教授说，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任重要角色，在社区自治共治中发挥它们的专业性。
长宁区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国萍，这位享誉全国的“最小”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如今在社会组织建设领域干起一番新事业。她牵头成立“萍聚工作室”，打公益品牌，带领居民进行自治共治。工作室在虹储居民区每一幢楼挖掘了一些充满公益精神和一定特长的志愿者，启动社区平安治理、民生议事等项目，为小区进行公益服务。
相比其他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时，由于它们具有独立的第三方身份，与社会矛盾的各方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反而可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
位于和平公园与鲁迅公园之间的德阳花苑，曾因业委会换届选举问题，导致小区内部问题不断。虹口区欧阳街道请来“新家园”社会组织调解，“新家园”通过多次参加协调会、听证会，摸清情况，从专业角度对业委会换届提供法律依据，最后在各方达成一致意见情况下，完成提前换届，选出新一届业委会。
目前，上海的四类社区社会组织有4197家，占全市登记总数的30%左右。据统计，2015年全市街镇层面共购买四类社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1200多个，合计逾3亿元。今年全市街镇层面计划购买服务将超过4亿元，覆盖近900家社会组织。
党建引领求长效
市社会工作党委、市社会建设办的一项关于落实市委“1+6”文件成效的社会调查显示：基层干部和居民对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充分认同，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成效总体满意。在专家看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要强调深化党建引领，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近年来，上海在加强社会组织党建格局上下功夫，落实责任完善机制。今后还将在发挥社会组织党建作用上“加把劲”，扩大覆盖发挥作用。以党组织覆盖为例，近年来，社会组织覆盖率逐年提升，但其变动快，人员流动大，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仅靠常规做法不行，须创新设置方式。如，符合党章规定的可单独组建，不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则可因地制宜，以多种方式组建。
社会组织多种多样，在党建专家看来，在这样的领域抓党建、强党建，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都须跟上去。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应当实行区域兜底管理。对于“草根”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街镇党组织应担负起管理服务之责，有针对性地抓好党建工作。
从上海的实践来看，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基层，深化党建引领，更多地靠自治、共治、法治，把民主、协同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让社会治理在基层有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服务。（彭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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