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制作人谈产业”论坛

　　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论坛“制作人谈产业”近日举行。论坛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静安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静安区文化局、上海现代戏剧谷承办。

　　制作人作为年轻艺术家与市场的重要纽带，对于演艺节目的最终成形，有着重要影响。论坛旨在从制作人的角度出发，共同探讨在现实文化发展过程中，制作人所扮演的角色，辨析当下演艺产业中各种潮流，为演艺产业这样的发展把脉探路。

　　制作精品需要尊重创作规律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裁张哲

　　制作人对于制作团队要有充分的驾驭感，很多人把制作人看做投资人，全是编剧的想法，到了二度创作的时候，导演说了算，其他人不要参与。在艺术创作当中，要充分尊重这些创作人员。但是从一开始确定的这个本子，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希望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对此，制作人应该有明确的意见。编剧、导演、舞美设计、音乐设计都要围绕制作人的理念来进行，只有这样，节目创作最后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经典剧目就是全世界每年不断在演的二三十部，各个歌剧院反复在演，很多说是新创，无非就是舞美、服装有所调整，但是故事的情节和音乐不会变。为什么上海大剧院做经典歌剧一般采用联合制作的方式？联合制作有很多好处，把先进的理念学过来，制作的方式学过来，我们可以加大投资。上海大剧院连续三年联合制作，每年推出的歌剧题材非常丰富。

　　本土原创，成功的不多，大多数都不成功，源于我们对创作的规律不太尊重，在制作过程当中要求一次成功，给节目主创人员限定时间，在多少天完成这个任务，他不可能拿出一部受观众欢迎的剧目。创作一部剧，为了更好的效果，需要反复调整，服装有可能调整，有的调整甚至在开演之前要做调整。还有一些原创失败，则是因为急功近利，为了一些活动来搞，很难长时间演下去，一般就是一次性完成。

　　我们在节目制作当中缺乏成熟的要素市场，找东西很困难，甚至我们在找某一个服装设计、服装制作的时候，有可能因为市场的不成熟导致价格离奇。

　　音乐剧需要很多电脑灯，外国团队怕路上带不方便，希望在当地借一下，没想到在本土借比运过来要贵三到五倍，这就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芭蕾舞剧《简爱》请老外做编导，价格只有国内编导价格的十分之一，这也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

　　我们确实缺少有足够艺术修养的观众，相对应现在艺术评论、艺术批评严重缺乏，对一部剧目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坏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一针见血提出来，明明是一部坏剧，某个领导说这个剧好，所有的媒体扑上去叫好，叫得主创人员、制作人莫名其妙，他也不知道这个剧目应该怎样改法。

　　观众欣赏一部剧，应该有他的修养。可能小时候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也没有那么多戏去看，对如何欣赏各类不同艺术表演的形态缺乏常识，你很难对这个剧目的好坏做出评价。再加上艺术评论缺乏，没有人引导，造成基本上是你做你的，我看我的，他评他的，不能把三股力量形成一股合力，来有效推动舞台艺术的发展。

　　“替代战略”催生制作三步走

　　国家大剧院院长李志祥

　　制作人对一个剧目的生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个团体经营体制不同，制作人以不同面貌来呈现，有的是团长，有的是党委书记，有的是艺术总监，有的是某一个特别的角色，但是基本的任务无外乎整合各类资源，从艺术和市场两个方面综合考虑问题，目的就是打造一部艺术质量上乘的，有社会良好反响的艺术作品。

　　开展剧目艺术生产是国家大剧院在建院初确定的非常重要的目标。到今年年底，大剧院每年有20部左右的作品推出来，演出场次在150场以上，场次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考虑到大剧院这20来部作品以歌剧为主，有15部左右，平均销售率是80%，剧院做了考察，全世界能达到这样规模的也为数不多。

　　我们和上海歌剧院和中央歌剧院有很好的合作，我们没有制作团队。接触过中央歌剧院和上海歌剧院，我们搭建了基础框架，后来体量增大以后，这样的制作体系难维系，我们内部有了“替代战略”，分三步走的一个设定，“替代”是引进国际优秀的歌剧作品和大剧院授权来演出；第二方面就是联合制作的路子，引进版权，在制作过程中，在中国生产，由国外参与，摸索歌剧制作应有的体系和它的工作流程；最后第三步独立制作，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替代的方式，使国家大剧院的体系架构有了很好的完善。

　　对国家大剧院来说，着力打造的除了角色演员，花的最多是制作、排演部分。国家大剧院花心思最多就是排演组，这是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部门，包括舞台监督、钢琴教练、声乐指导、合唱指挥等。在排演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这一部分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国家大剧院受益最多。

　　近六七年来，国家大剧院邀请了国际一流的主创团队，请一个国外的编导比国内便宜，不光是价钱，国际团队的专业精神其实是我们最想要的，在国内创作过程中也是最缺失的。国家大剧院在国际化合作当中，受益良多，也最终保证每年国家大剧院每年能够有新制作，包括西方经典制作每年有七八部。另外，大剧院所有剧目规划、制作长达五年。今天我们做的《骆驼祥子》、《日出》都是三年前的规划，日程管理、剧目规划是非常重要的根基。

　　去年国家大剧院进行电商改造，2013年网上销售量达到18%，这几天网上限售占了23%。23%肯定是不满意，国外剧院网络销售达到60%，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刘恒花三小时朗读《窝头会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崔宁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没有实行制作人制，我们在艺术生产上，仍然由党委和艺术委员会决定。北京人艺既是出品人，也是制作人。

　　剧本对北京人艺是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选剧本的高标准，是北京人艺几代领导人始终如一的选择，北京人艺剧本来源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剧院内部人员创作的剧本，第二个是社会上投稿的剧本。第三是对已经认定的题材，我们做了重点培育，我们曾经征集过，对演出剧本的一个基本大纲的征集，好的大纲我们可能会重点进行培育。第四就是命题作文，有时候带有领导的意志。

　　在剧本的使用原则上，一是艺术性，戏剧语言一定要活泼，对戏剧有深刻的主题内容，能够上升到社会层面和人的精神层面。另外还要兼顾市场性，要有考虑市场的接受能力，适当注重了明星效益，我们这些年基本上新排的剧目，每一台剧目都有一到两个，或者三到四个，甚至五个明星演员挑梁演出。

　　创作室第一步甄选剧本，报给主管创作的院长进行审核，审核之后提交给艺术委员会，有24位委员参加，是4个6。第一个是6位已经退休，在艺术上有很高见地的老艺术家，第二个6是6位退休艺术家，第三个6，有高成就、对艺术本身给予更多品位的人员。第四个6，是6位职务人，包括艺术创作室主任、艺术处主任，主管副院长，他们更多是考虑艺术生产的组织。

　　也有一些剧目出炉并不容易，刘恒写的《窝头会馆》第一轮没通过艺委会审核。我们让作者到艺委会给大家朗读剧本，刘恒用了三个小时朗读剧本，最后声泪俱下。他作为创作者，朗读剧本，与我们去阅读，感受是不一样。刘恒也针对艺委会做了阐释，为什么要写《窝头会馆》，因为它反映解放前夕的社会，人们离了钱就活不下去了。一个大的作者就是大的思想家，他表达的东西是用很生活化，很一般的小人物、小情节表达出来的，但是能折射大的思想含义。这个举动之后，艺委会再讨论就通过了。

　　北京人艺对剧目排练时间规定非常严格。大剧场剧目，规定一个半月的排练时间到两个月。演员上台不仅仅是背熟台词，走熟台位，我们要求演员在整个艺术创作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理解人物，把人物的思想和内涵烂熟于心，再表达出来，用表现力的表演能够打动观众，演员对剧本不断的揣摩，排练，再否定这个方案，和导演不断的商榷当中，最终达到最好的状态。

　　录下200场演出的观众反响

　　北京开心麻花文化娱乐总经理刘洪涛

　　我们创立第一天确立了大剧场创业模式，经过11年创业，成为最具号召力的品牌，去年大剧场演出是718场，到现在是900多场之一。经常有人问什么原因导致开心麻花发展这么快，我们的感受是传递快递正能量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以前有专家总结开心麻花的四大基因：精彩故事、动人情怀、智慧的盘点、喜剧的风格。

　　这四个里面有内容，有风格，有方法。但是最重要是灵魂，就是我们说的正能量。很多观众看喜剧之后，大笑之后会流泪并思考，多年来我们追求高级的喜剧，智慧的喜剧，通俗而不低俗。我们内部一直有一个观点，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观众对我们有什么批评，我们都及时的调整，一个戏的反映不好，我们第二天就会调整。我们是一直允许试错，不断修正找到正确的方式。

　　我们把近200场演出的现场观众反映的声音录了下来，和一个IT企业做观众心声的大数据分析。如果很长时间没有笑声，笑声小，我们调整这个片段。我们和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表情研究系统合作，看观众对哪一个情节是投入，还是走神，还是鄙夷，根据表情进行调整。

　　2012年4月，我们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和上海大剧院商量能不能给一个档期。开心麻花是一家民营机构，但大剧院领导非常重视，张哲院长去北京看演出，引进我们的剧目。我们集中最优秀的团队，编剧、导演，然后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效果非常好，之后在上海还是挺顺利的发展。

　　首次上海演出，北京有十名粉丝自发自费陪伴我们，每人买两场的票。2013年12月，北京一位脑肿瘤患者想在临终之前看我们演出，还有一对夫妻他们是七年之痒，准备离婚，离婚前来看我们的演出，之后私信给我们演员说，看了你们的戏，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爱，我们准备携手以后的人生。

　　文艺工作者都是盼望自己的工作被认同，对人类的和谐有一些帮助，有一些促进，更让人骄傲，我们每天被这样的事情所感动，观众是我们不断前行的最大力量，未来不管我们出演舞台剧还是电影，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给更多的人送去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