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份份铁证办成一件件铁案 记上海市检察一分院侦监处处长谢闻波

谢闻波近照。

　　人物档案

　　谢闻波，1974年出生。1995年7月进入上海市检察一分院起诉处；1998年7月开始从事起诉办案工作；2014年1月任侦查监督处处长。2009年获评“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2010年获评“高检一等功”，2010年获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2012年获评“上海市十佳检察官”，2014年获评“全国模范检察官”。

　　每当查案遇到难题，谢闻波总是不自觉地捋捋头发。

　　担任公诉人、侦监检察官、主任检察官这些年，40岁的谢闻波知道自己身上起了变化。有时照镜子，他会突然一怔---两鬓的白发怎么又多出一片，自己当年可是“最年轻的助理检察员”啊！

　　有的工作，做久了就能驾轻就熟，但谢闻波却直言:“我不能，我没有一天是轻松的。”10年公诉人，他代表国家出庭指证犯罪，与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争锋相对；9年搞批捕，每起案件的时限只有7天，在一周里决定要不要发逮捕证。

　　为人民的生命和自由把关，的确是轻松不起来。

　　那么，作出生死攸关的判断，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谢闻波用指节敲击着桌子:“证据，当然是证据！铁证如山！”

　　职业习惯令他养成这样的思维方式：不能被有效证明的事实等于不存在。于是，他用一份份铁证锁定犯罪，把每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头盔“说”出真相

　　那起发生在浦东潘姚村的袭警案，一度社会反响很大。

　　清晨5时45分，有村民向警方描述那可怕的一幕：“当时我还在睡觉，忽然听到一阵警笛声，拉开窗帘一看，看到两个人边喊‘打死他’边殴打民警，一人挥舞铁棒、一人拿着砖块。”

　　盗狗贼周某和王某，为了逃脱民警追查而行凶。第二天，两个人先后被抓捕归案。

　　穷凶极恶的歹徒，在时任公诉人的谢闻波面前却换了一种面孔。周某一脸冤枉地辩解：“我只用砖块向他脸上打了一下。”而王某的供词一直在变，从“用铁棍打了几下头”变成“只用铁棍打了一下，而且是肩膀。”歹徒百般抵赖企图减轻罪责的同时，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民警浑身插满管子，生命垂危。证据材料并不过硬。目击者言之凿凿，但限于时间和观察角度的限制，很难对犯罪全过程作出清晰描述。而一旦歹徒在法庭上避重就轻，将对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很不利。这起案件中，只有收集的证人证言和痕迹物证“有序衔接”，才能完整证明犯罪过程。

　　案发时民警戴的头盔，是这起案件的突破口。谢闻波调取这件重要物证，他发现，头盔上虽有裂痕，但里面却没有血迹。这说明，民警头上的“受钝器打击形成的带状伤痕”是歹徒打落头盔后继续敲头所至，头盔上的三处砖屑印也证明绝不止“打了一下”。两名歹徒显然是要把民警置于死地，应以“故意杀人”这项重罪提起公诉。

　　谢闻波又赶到市公安局法医物证检验中心，他的推断果然被主检法医师确认。至此，人证和物证完全衔接。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以故意杀人罪将歹徒定罪处罚。

　　这是他的办案逻辑：开庭时属“温和派”，有理有据指证，无需霸气外露；固定证据链时却无比犀利，运用“针尖对麦芒”的方式应对证据冲突，用一条牢不可破的证据链，消灭对抗，固本清源。

　　有风险的“存疑不捕”

　　有时，谢闻波也会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作出“不捕”或“附条件批捕”决定。这两种决定都存在着风险——前者意味着否定侦查机关的结论，可能让罪犯逍遥法外；后者则意味着，若是逮捕犯罪嫌疑人后还是无法补足证据，就可能面临错案责任追究。

　　一起市民持假币的案子有些蹊跷。公安机关接到举报称，村民老白家的厨房里藏匿着两包假币，到现场一看，果然搜到99张2005版100元假人民币。

　　令谢闻波疑惑的是，此案的证据只有现场查获的两包假币，除此以外一无所有。而老白到案后一直喊冤，确实很难推定具有犯罪“主观故意”。

　　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的关键，在于老白的家是不是一处封闭场所。“家还能不是封闭场所？”对于年轻搭档的疑问，谢闻波只是笑笑：“明天一起去现场吧。”

　　谢闻波他们在老白租住的农村民房里转了几圈。果然，发现放假币的厨房是房屋阳台下自行搭建的简陋屋子，屋顶留有10厘米左右、与二楼相连接的空隙，并不是“封闭场所”。所以，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

　　既然缺少固定犯罪的有效证据，再从举报人那里试一试。谢闻波指导侦查机关补充证据：究竟是谁举报了老白？为何能精准提供出假币藏匿地点？但这些疑点也没有得到合理解释。

　　看似铁板钉钉的物证，在法律上偏偏是站不住脚的孤证。谢闻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老白作出“存疑不捕”决定。

　　怎样才算是运用好证据？谢闻波的指节有力地敲打着桌面：“用好证据，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另外一起由上海海关缉私局侦破的案件，是上海首例利用出口退运方式进行走私的案例。海关工作人员与报关中介人员及代理公司人员勾结在一起，盗用其他企业的报关信息，办理“虚假退运”手续从而走私一批进口印刷机，致使国家损失关税99万元。翻阅着10万字的案卷材料，谢闻波迟迟难以落笔作出逮捕意见——“因为证据有缺失”。

　　正在踌躇时，最高检颁布的一项《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开始实施，其中首次明确将走私犯罪案件列入“附条件逮捕”案件范围。也就是说，在严重刑事犯罪中，检察官认为证明犯罪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但证据确有欠缺，具备补充、完善证据的条件和可能，可先逮捕后提供补充证据材料。

　　有了司法解释的有力支撑，他果断对先后到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提出附条件逮捕意见，并列出详细的补充侦查清单，引导侦查机关办案。最终，3名犯罪嫌疑人都认罪伏法。

　　“铁证如山”，这是谢闻波特别喜欢的四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常常对年轻检察官说，证据意识，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对事实的尊崇，养成证据意识，也是树立法治思维的必经之路。